記者 馬曉玉 張崢 譚羽清 邊雪
“人工智能的大爆發，會不會有上限？”
“基因工程如何真正用來幫人們解決健康問題，而不僅是減少風險？”
“在探索新一代環保材料中，如何平衡能源的消耗成本？”
“我們總認為大自然可以用規律和原理去解釋，它為什么不可以是模糊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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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6日晚，100名經歷全國遴選的“Sci-Ter”（科學少年）帶著疑問，走進2024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“科學第一課”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“最強大腦”對話。
“孩子的每一個問題都有可能成為科學進步的催化劑”，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泉水表示。那么，面對這群充滿熱情與好奇的少年，我們不禁深思，究竟應當如何為他們鋪設一條全新的教育路徑？在“科學第一課”上，無論他們是世界知名的科學家，還是初來乍到的年輕人，都能在思維的碰撞中和對知識邊界的挑戰中，汲取全新的靈感。
數字時代，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？
在“科學T大會”上，科學家們共同拋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：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下，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？
“科學T大會”現場圖
“中世紀的通識教育，主要目的不在于傳授知識，而是為了讓公民能有自己的生活和行為方式，能夠成為合格的公民。1千多年之后，各種遠程醫療和可穿戴設備，GPS定位、增強現實等新技術，已經變得非常成熟。這時候，我們又該需要怎樣的教育？”喬治·斯穆特表示。
200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喬治·斯穆特
鄭泉水同樣發出提問，“我們過去的教育只適應工業時代，要培養大批的滿足生產所需要的人才。但是進入數字時代，尤其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以后，這種能夠運用知識的人大量且迅速地被人工智能所替代，未來人才應該要什么呢？”
喬治·斯穆特用一個新軟件的普及來闡述自己的觀點，“Doulingo是一個在線語言學習的App，現在它所教授的語言學生比世界上所有的大學和高中加起來都要多，我自己也用它學習西班牙語。在如此變化下，大學要教的東西顯然不是跟Doulingo競爭。”
在200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喬治·斯穆特看來，大學要有新的使命，需要把科學發現、技術進步、文化發展等等轉移到社會當中去進行實際的應用，讓大家都可以獲得更多的教育。而首要任務便是明確研究方向，探索無人涉足的領域，尋求新技術與新方法。緊接著，便是扎實做好基礎性工作。
成才之路，天賦與“生態”并重
“在復旦拿了碩士學位，從來沒有去過一天；在清華拿了博士學位，只去了18天……”鄭泉水的成長之路，似乎從未按部就班。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，他想要創造一個環境。在這個環境中，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，他們可以去探索未知，去追尋自己的夢想，去加速成長。
在鄭泉水看來，清華大學的錢學森力學班（錢班）便是這樣一個理想的搖籃。15年前，鄭泉水在清華大學創立了錢班，致力于為X型學生打通“第二條成才通道”。所謂“X型學生”，是指那些由內在動力驅動，對創新有很強信念感的學生。
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泉水
這樣有著極強信念感，“不走尋常路”者在錢班不勝枚舉。有人大一就開始研究超級微發電機，獲得全國首屆大賽顛覆性獎；有人零生物基礎，卻在北大、清華、MIT多所老師的幫助下，自學了20門研究生的課程，成功開創了細胞群體研究領域；還有的人大四剛找到自己的目標所在，沒幾年就帶領團隊解決了氣象預報難題，獲得“中國十大科學進展”第一名。
同種類的樹，一棵長到37米高，一棵卻只能長到7米高。在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泉水教授看來，是生態造就了他們的不同，“人的天賦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生態對人的影響，良好的生態可以幫助學生加速成長。”
喬治·斯穆特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：“釣魚的首要原則是在魚群聚集的地方垂釣。”他強調，教育和科研工作者應識別并培養人才的潛力，關注學生的興趣與機遇，引導他們學習自己真正熱愛的領域。
研究科學，還需要一點“叛逆”
科學的核心在于懷疑論，正是這種懷疑精神，使科學成為人類探索未知的重要工具。我們可以利用科學的懷疑論核心來不斷提出疑問。然而與之相對應的，大家往往喜歡永恒真理所帶來的安全感，而不喜歡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和思維的方式。
這讓喬治·斯穆特感到無奈，在他看來，不管是作為科學家還是教育家，我們需要盡可能采用批判性的思維，擺脫人類的思維慣性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走到科學的前沿。
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東西，這很重要。在演講中，1998年沃爾夫物理學獎得主邁克爾·貝里用彩虹的研究歷史，揭示出同一理念，“當物理學中有一個公理存在的話，世界上總會有人想要去探究它，找到它的一些反例，將它推到極限，尋找那些不為人知的特殊的情況。”
圖據2024年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官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