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雨：過去，未去——遇見錢穆 | 新華走筆
“我決定北上了。”他擺了擺青灰大褂，蘇州的濕氣仍黏在周身，而此時北平的初秋應是清朗舒暢的。
錢穆最后還是拒絕了中山大學的邀約，接受顧頡剛的推薦，去了燕京任教。
許多年后，在錢穆先生作品集《中國歷史精神》中，我再次遇見了錢老，問及“北上”原由，他答曰：江浙沿海一帶，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，一切人才集中，然而像一樹繁花，已經發到爛漫極盛之時，快該凋謝了。“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，誘導成新力量，決不當茍安姑息，只顧目前。”
“我們該再來復興北方！”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南方人，錢穆還未踏上北方的土地就已豪情萬丈，迫切希望北方人可跑上舞臺扮演新的角色。
在他眼中，歷史好像演戲，地理是舞臺，人物是角色。
這是錢穆故居中的錢穆先生銅像（9月14日攝）。新華社記者 魯鵬 攝
——賓四，你想扮演什么角色？
——田園將蕪胡不歸。
——歸哪里？
——今天的中國人，應該拉過頭來，向內地跑，跑向內地。在國家立場上，至少該用些力量，引導文化經濟逆轉跑回黃河流域，由此繼續向西北前進。在這里，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，一定可以產生新力量！
船靠岸了，錢穆下了船，立在民國十九年的那個碼頭。這是他第3個本命年。
入春來，值雨季，連旬滂沱，湖水皆盈，一派蒙自春光。
空襲的警報總是劃破靜謐時光，來不及放下手中的講義，錢穆跌跌撞撞地往防空洞走去。路遇一同趕路的聯大師生只能眼神交匯一下，旁的也顧不上了。
不時，土坡下傳出教師的講課聲，像是清華的馮芝生。這讓眾人逐漸平復了下來，錢穆攤開手中緊握的通史隨筆，找到剛才打算添寫的部分，又研讀起來。
自那日陳夢家離開，關于《國史大綱》的撰寫框架就一直盤踞著他的大腦，支配著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閑。
“史學是生命之學。”錢穆從《中國歷史精神》的紙堆中探出頭來，鏡片后的雙瞳閃著光芒，似乎比桌前的臺燈還亮幾瓦。“猶如要消滅一個人的生命，必先消滅他的記憶般。要滅亡一個國家，定要先滅亡他們的歷史。”
泉聲嚶噎且入夜愈響，老錢最近總夢見自己在蘇州無錫鄉下之水船中。夢里不知身是客，錢穆以往生命之積累演變，又開展到下一個平面。“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。”他嘮叨著《孟子》書中的話，想為今天的自己做一個注解：歷史就是要我們看這一段人生的經驗，看這一番人生的事業，直從過去透達現在，再透達到將來。而歷史精神，就是要把握這一點，從過去透進現在而直達將來。
這是錢穆故居中展出的錢穆著作（9月14日攝）。新華社記者 魯鵬 攝
這是生命才有的力量。
“若要認識自己，則該用沉靜的理智來看看自己以往的歷史。中國歷史知識的復活，才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復活，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復活。”我捻著書頁的手仿佛被扼腕一握，感受到那份懇切。
從抗戰到勝利，錢穆一直堅信中國歷史的獨特精神，那是中國不亡的原因。
“中華民族是一個和平的民族，但中華民族也極有戰斗精神。富有很堅強很優越的戰斗精神！”錢穆在《中國歷史精神》中反復與我訴說。層層疊疊的文字，講國防、講軍隊、講制度，就是想告訴我，不該看輕了我們民族傳統的強韌戰斗精神。
書生亦有報國志。在抗戰的緊要關頭，《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》的萬言長文已為錢穆言明，同時堅定了無數知識青年投筆從戎的信念。
“我們很盼望在此知識青年從軍的大潮流里，再出幾個楚霸王與霍驃姚，或是再來幾個周公瑾與諸葛孔明，或是再有幾個李英公（李勣）與李衛公（李靖），或是再有幾個岳武穆與王文成。此乃國家民族前途禍福所系，全國知識青年其速奮起。”
要是再早幾年，錢穆是不會這么說的。彼時他曾與馮芝生爭辯，學生的任務就是讀書，前線的事情自有前線的人去負責。凡屬時局國事之種種集會與講演，他皆謝不往。
但自抗戰軍興，錢穆對時局國事屢有論評，刊載于報章雜志。在學生眼中，錢穆已不再是“世外人”。
慘烈的戰事讓錢穆的思想產生了重大轉變，他在后方著書立說、奔走講演，以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，激勵民族感情，振奮軍民士氣。
“可知每一個好制度，必須有一種良好精神來維持。若精神一衰，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潰的。”錢穆在書頁上寫道。
他心底有一個聲音：一個國家武力之根源，必然歸宿到這一國家之文化整體，與其民族性之獨特優越處。
在香港的夜月下趕路，隱隱能嘗到海風的濕咸。轉過街角霓虹閃爍的小舞廳，經過結束白日喧囂的紡織廠，錢穆止步于九龍桂林街61號，門口的“新亞書院大學部”的牌匾，給他疲憊的神經帶來了一絲安慰。
樓梯間三三兩兩睡著一些回不去的學生，錢穆撩起長褂，小心翼翼跨過他們上樓。回到宿舍，將外出授課用的公文包收好，他坐在桌旁，為正創作的《新亞校歌》補了兩句：手空空，無一物。路遙遙，無止境。
白手起家，創辦大學，并非不顧現實，而是認清了現實——救國要從教育著手。
錢穆從民國元年便開始教書，50來年的教學生涯，一直沒有離開過天真活潑的青年人。初次接觸，他總給人以嚴肅的導師感，但在他操著無錫官話的課堂上卻又不乏暢快的笑聲。
“見到許多流亡青年，到處彷徨，走投無路。自己從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怎忍眼看他們失學？”錢穆知道，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局勢中，迷途的青年人若走進教堂，或可有暫時慰藉；但倘能走進書院，則能讓整個心靈獲得寄托。
在最艱難和煩悶的日子里，錢穆又拾起戒了十幾年的煙斗。吐出的氤氳伴隨愁緒升騰、彌散，他嘆息：若不能給青年人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，各自找不到他們的人生出路，所謂文化傳統，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，漸漸煙消云散。
“教育之失敗，便失敗在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了。教育與整個人生脫了節。”錢穆在此后不久的講演中說道，從中國歷史上，看中國自己傳統下的“廣義”教育吧。中國文化，是一向看重“人文精神”的。中國任何一派學術思想，莫不以教育哲學為其最高的核心。
錢穆談及教育的話被整理改定，收錄在《中國歷史精神》中。雖不同其以往學術性論文，但均是人生經歷、肺腑之言。
“民族”“文化”“歷史”，這三個名詞濃縮于錢穆的一生，這些他死死守衛的珍寶，終成為我們走向未來的通行證。
擦身而過時，他微笑著回應我們的致敬：歷史時間過去的未過去，依然存在；未來的早來到，早存在著。
過去，未去；未來，已來。
作者：吳雨
